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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这个民族，可以说是可爱又可恨，可敬又可悲。直率而传统可爱，残忍而狡诈可恨；坚韧而自律可敬，没有灵魂、没有思想，冥灵不化又可悲。
这个民族整体缺乏儒家讲的五常之德的 “仁”心，而对实力的崇拜达到极致。由于缺乏“仁”作为核心支撑，日本文化所标榜的“义礼智信”都是没根的，不足取的，从他们虚伪的礼节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日本人自恋自虐，天生的心理变态，扇他两耳光，他兴奋得尖叫，它的几次文化引进都是被打服了以后，死心塌地地向对手学习。
那么，日本是如何用汉文化给自己启蒙的呢？古代的日本既没有文字，也没有载之史册的历史，它的历史像很多部族一样，是靠说书艺人一样的老者口传下来的。是汉字的传入，结束了日本的“口传历史”阶段，而此后的中日关系史其实就是一部汉字在日本的“流变史”。甚至连‘日本’这个国名也是大唐所赐，此前它叫倭国（倭奴国）。
日本曾出土过一个金印，上面刻有“汉委倭国王”等字。这在《后汉书》里是有记载的“建武中元二年（公元57年）倭奴国奉贡朝贺，光武（帝）赐以印缓。”三世纪的日本人还不懂历法，没有空间概念，“不知正岁四节”（《晋书》），“夷人不知里数”（《隋书》），没有自己的文字，正是汉字充当了日本的文化启蒙工具。
公元285年，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（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家之一，时间在西晋）携带《论语》与《古千字文》到日本，正式将汉字和汉文典籍带到了日本，引发了日本上层统治者对汉文的学习热。宋代以前，《千字文》有三个版本：一是（三国时期）钟繇的《古千字文》、一是萧子范的《千字文》，第三个才是周兴嗣的《千字文》。前面两个《千字文》早已佚亡，流传下来的只有周兴嗣的这篇《千字文》，作于梁武帝大同年间（公元535－543年）。很显然，王仁在285年是西晋武帝司马炎时代，应该是钟繇的《古千字文》。
韩国人以王仁为荣，认为是韩国人向日本传输了“先进文化”，但尴尬的是，王仁的后人却上表天皇说自己的祖先王仁乃项羽的后人，生于辽东的乐浪郡，是后来迁徙到百济的汉人。
——四维通慧·刘宏毅